文化大革命時期批鬥的場景，取自網路。
那兩小時簡直就是永恆。
紅衛兵打開所有櫥櫃，清空所有抽屜，東西扔在地上，彷彿竊賊尋找錢或黃金。紅衛兵說，他們肯定會在主臥室裡找到更多「腐敗生活方式」的證據。
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樣子？紅衛兵闖入家中翻箱倒櫃、抄家，在公開場合批鬥知識分子、老師，又是什麼場景？「上山下鄉」如何運作？下鄉到底要做些什麼？更重要的，1940年代對「新中國」、「共產主義」懷有理想的中國人、外國人，看到這番情景，還會認為1949年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們理想中的國度嗎？
《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毛澤東囚徒》一書，以一名荷裔猶太人色爾瑪．佛斯的經歷為主軸，講述文革那段大家都在課本上讀過，卻又難以獲悉實際情形的過去。色爾瑪一家，從生活優渥，變成物資匱乏；從上層階級，變成人人批鬥的反黨間諜；從美滿家庭，變成父母雙亡、孩子離散；從對新中國的嚮往，變成極度想遠離這個知識分子的煉獄。
誰是色爾瑪？
色爾瑪．佛斯為出生於荷蘭的猶太人，在納粹占領荷蘭時期曾險些搭上被送往韋斯博克中轉營（註1）的火車，後來與父親馬克斯．佛斯選擇跳車，並開始其躲藏、靠人庇護的生活。她與父親成功躲藏到戰後，免於被屠殺的命運。註1：位於荷蘭韋斯博克，是將荷蘭猶太人遣送至東歐集中營、滅絕營前的中繼站。
戰後色爾瑪前往英國劍橋讀書，在那認識了她的丈夫、中國共產黨員——曹日昌。兩人於阿姆斯特丹結婚，根據當時荷蘭的法律，色爾瑪也因此喪失了荷蘭國籍，這也對她後來的命運帶來重大影響。之後曹日昌回中國被周恩來任命為科學院計劃局副局長，並與另一同事共同創建心理學研究所。在那個求新、求進步的「新中國」，曹日昌這類的科學家可以說是當時的特權階級，而曹日昌更是極為接近權力核心。
色爾瑪與曹日昌於劍橋留學時的合照。攝於1947年。
色爾瑪、曹日昌、大兒子增義、小女兒何麗一家人，就這樣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大宅中。起初的日子可能不比西方舒適，但與其他中國人相比，也算是非常優渥了。能夠到濱海的北戴河別墅度假，也能使用科技產品、吃一般人吃不太到的食物、國慶日獲邀觀禮等等。但這個看似美好的生活，卻在毛澤東的權力失控後，開始變調。
大饑荒與文革
我在這邊沒有要細談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我想這也不是這本書要討論的事。書中要呈現的是，在那個時代中，色爾瑪，以及其他平民、知識分子所經歷的各種荒唐、恐怖，且一再上演的悲劇。
首先是大躍進帶來的挑戰。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對屬於上層階級的色爾瑪一家也帶來不小的影響，連他們家也面臨物資缺乏的困境，使色爾瑪必須請她在荷蘭的父親，寄來物資接濟他們。也有許多同屬特權階級的外國友人，適時對他們家伸出援手，讓他們得以度過這段難熬的日子。而連上層階級的他們都如此，更別提一般的平民過得有多水深火熱了。
色爾瑪與曹日昌知識分子、上層階級的身分讓他們得以度過大饑荒，諷刺的是，接下來這個身分卻會讓他們進入到最黑暗的時刻。因大躍進失敗而擔心權力動搖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資產階級、老師變成被清算、批鬥的對象。有著外國留學背景的人，更被視為西方的間諜，曹日昌被紅衛兵分為黑五類的第四類——反黨反社會主義修正主義者，從副局長變成科學院的一個清潔工，並時常被公開批鬥：
「曹日昌和心理所另一名所長被命清理廁所，打掃走廊……這兩人被批鬥時，必須站在桌上，過程中桌子被人拉開，他們就重重摔在地上。」
他們的住宅更是被紅衛兵三番兩次的抄家，書中對抄家的描述非常生動，彷彿歷歷在目：
「那兩小時簡直就是永恆。紅衛兵打開所有櫥櫃，清空所有抽屜，東西扔在地上，彷彿竊賊尋找錢或黃金。紅衛兵說，他們肯定會在主臥室裡找到更多『腐敗生活方式』的證據。」
而這些抄家的人，許多還是原本科學院的員工、司機、實習生，甚至跟他們家有著交情，現在卻變成一個個盲目崇拜毛澤東思想的紅衛兵。這種身邊的人成為紅衛兵，反過來批鬥自己或親人的事情在當時屢見不鮮，也造成文革後的中國，人與人之間長期產生疏離感的後遺症。
色爾瑪家最後的一張全家福，拍攝後色爾瑪曾短暫回荷蘭探親，也就在她回荷蘭的這段時間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色爾瑪（右下）、曹日昌（右上）、何麗（左下）、增義（左上）。攝於1966年。
上山下鄉
色爾瑪、曹日昌紛紛因文革而喪命，增義、何麗則在文革期間被迫「上山下鄉」，何麗去了內蒙古，增義則到了父親的故鄉中曹（註2）。我原本對上山下鄉這件事一直很模糊，不太清楚究竟是要年輕人做些什麼，直到讀了這段，才大概知道這些上山下鄉的青年的遭遇。註2：位於北京西南方三百公里的小村莊。
即將搭車下鄉的中國青年
主要就是要離開都市，協助未開發地區收成、建設，並要這些來自都市的年輕人「向農民學習」，進行一場思想的再教育。收成主要是收割、加工作物，建設則是協助挖井、操作機械等等。諷刺的是，儘管鄉下的工作繁重、建設落後、生活條件差，但增義和何麗還是覺得比起在都市「好多了」。
「增義對繁重勞動並無怨言。這裡不同於北京，沒人指他為『革命的敵人』，也不像北京那樣，自文革以來一切只有政治。村裡人尊重努力工作的人，這正是增義從小習慣的價值。」
這裡不會有人指著他們大罵「革命的敵人」，在這裡沒有政治、沒有鬥爭，只要你付出努力，你就會受到大家尊敬。讀到這的時候，我的想法是真正需要上山下鄉的，反而是那些在黨內吃香喝辣、不事生產的高層們。
讓名詞不再只是名詞
讀這本書時真的覺得很沉重，也很難過。色爾瑪好不容易逃離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本可以在英國或荷蘭過著優渥的生活。卻因婚姻、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來到了遙遠、陌生的國度，最後命喪另一個殺人魔——毛澤東之手。曹日昌作為新時代的知識分子，本可以將其所學用之於中國，推動中國在心理學方面的進步，回到中國後卻被迫從事與其專業較無關的事務，還因為留學的背景被曾經的下屬批鬥，在落魄中死去。
最可怕的是，色爾瑪一家的遭遇不是個案，在當時有著許許多多的曹日昌，大批海歸、本土的知識分子在這場文化浩劫中喪失性命。他們大可以在國外施展抱負，卻因理想而歸國，希望能一起參與建設新中國，讓國家進步，過上更好的日子。但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下，終究因毛澤東的權力失控，讓他們的夢想化為泡影。
我想，這本書除了讓我們知道色爾瑪一家的遭遇，也讓我們能夠不再將「文化大革命」視為一個歷史課本中的名詞，而是一段有人有血有肉、真實上演的悲劇。不管前人如何努力建設國家，為國家貢獻，只要無人能制衡掌握權力的那個人、那個組織，只要權力仍然高度集中，那一切都有可能失控，使之前的一切都歸於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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