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榴槤
得勢後，一個銅板也不恩賜的特色，代表了共產黨制度的本性。
在年少時代，我們中國人被置於相互對立的鼠類競爭環境，僅有強者才能生存。我們沒有受到有關合作，團隊精神的教育，相反，我們被引導把世界僅僅劃分為不是朋友，便是敵人。所有的盟友都是臨時性質，所有朋友都是可以隨手遺棄的。我們隨時準備響應黨的號令，告發自己的父母，老師以及朋友。我們被教導，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取勝利，只有吃虧者才是道德上的懦夫。這就是黨從49年後持續掌權的指導哲學，不擇手段的詭計多端者可以在中國如魚得水，因為我們生來就學會，只要實現結果，可以不擇手段。在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冷血的國度。
第二個特色是政治考量在所有這些事件中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段（段偉紅，作者沈棟的前妻）設法安排在北京打離婚官司，以便她操控關係遊戲，按自己的意圖影響判決結果。記得法院有次正在開庭審我們的案子，法官藉故離席接聽電話，我自言自語判斷，「這當口肯定是有關案子的說客來電話，顯然是段在動用關係，在背後促使法官按自己的意願判案。」丁屹（作者曾經的友人，與作者有幾千萬美元的財務官司）也企圖在上海法庭利用《紐約時報》的政治報導為籌碼，來抗辯我的控告，抵賴自己欠債不還的劣行。我面對了一個離婚訴訟和一個債務糾紛，都是民事案例，但是政治關係都影響到了兩樁案件的進展。所以當這兩個案件面臨終結時，我不禁自問，是否是我再次離開中國的時機了？
帶有紅色血脈的「新貴族」
我對中國體制的反感，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下也進一步深化。我以前在段的鼓勵下，結識了不少紅色血脈成員。一開始當我見到這些手眼通天的人物時，諸如李伯潭等人，我又疑惑驚訝又有新鮮感。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對這個階層人員的沮喪和蔑視與日俱增。
這些中國領導人的子女是自我傳承的生物種族，他們按不同的人生規則生活，棲息在與常人不同的生存空間，與中國大眾的社會環境相互隔絕。他們的家室由高牆環繞，不與大眾同店購物，食品來自特殊的供應渠道。他們乘坐專人駕駛上著特殊車牌的轎車在北京路面穿行，在不對普通中國人開放的學校讀書，在特殊設立運營的醫院由專職醫護人員治療，通過販賣政治關係和權力來尋租致富。
這點倒得感謝段，我接觸這類人物的頻率很高，得以結交相識，耳聞目睹一切。有位叫劉詩來的年輕人，是谷牧的外孫，當時與我們是鄰居。谷於1970和8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是鄧小平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早期盟友。
劉明顯與其他具有紅色血脈的同類一樣，通過出售自己的政治關係而廣開財路。他為迪斯科舞廳搞定消防部門的批文，替美容整形診所拿到醫療執照。作為交換，他與經營者分享利潤。
我記得與劉的一次交談涉及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對民主遊行人士的鎮壓。劉那時只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清楚記得，他的親友對示威者可能真的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深感恐懼。劉當時在北京市中心一座四合院裡與外公谷牧同住，谷6月3日整晚手持AK47衝鋒槍守護自家大院。院外解放軍部隊則攻擊示威民眾，清空了天安門廣場。
另一個紅色血脈朋友，我稱他英文名字為Wolfgang。他的祖父曾在1930～40年代任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解放後也身居政府要職。但在1950年代後期，他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導致數百萬人餓死，得罪了毛澤東，被關進政治監牢10年之久，直至80年代才被鄧小平平反安置。
礙於自己的親身經歷，祖父堅持自己的兒子，Wolfgang的父親，遠離政治。所以他父親選擇了攻讀科技專業，在科研機構工作。當鄧小平發動以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時，他父親建立了一家小型生產公司，製造用途廣泛且由政府調配的產品。憑借父親的關係紐帶，公司輕鬆獲取了政府的訂購合同。
Wolfgang在北京以紅色血脈的身份長大，他在貴族性質的景山小學讀書，同學都是黨內高幹的子女。他十幾歲時，全家離開了中國，在美國完成中學及以上的教育，然後父親將他，自己唯一的兒子，帶回中國，回公司接班。
公司生意興隆，利潤穩步上升。在中國做的每一筆生意都有利可圖，Wolfgang接手後，另和另一家由解放軍經營的公司共同壟斷市場，這種雙軌經營模式在中國司空見慣，由一家國營企業與一家紅色權貴後代控制的公司共同壟斷市場，利潤分享。
腐敗體制的受益者，當然不願意改變體制
我與Wolfgang曾談論過中國體制的特色，他向我誇耀自己知道的為黨內高幹招妓女的故事。他告訴我，最有效與官員拉近關係的方法是與他們共享床第和女人。他認識到體制的致命缺陷是腐敗層出不窮，導致人們神智的扭曲。他不會為中國體制的理想和價值觀辯護，但是他很享受利用自己的紅色血脈為資源來創造財富。我將他的思維與電影教父的人物相比較，以我的觀點，Wolfgang就像那個不情不願入伙，但最後稱雄的黑手黨老大。
在表面上，Wolfgang的西方化很徹底，他英文純正流利，妻子來自台灣。然而他不質疑體制，事實上，他幫助了體制的持續生存，與警方分享公眾數據，為國家政法機構提供服務合同。與此同時，Wolfgang持有國外護照，將很大比例的財富投資於海外。我與他進行政治辯論時，常以他的護照及投資方向，指出他相互矛盾的體制論點。
西方的媒體評論人員，多年來堅持認為，類似Wolfgang這類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紅色後代，將是中國變革的主導者，他們會將普世價值觀從西方滲透到中國，推動中國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但是包括Wolfgang自己在內的這群人，甚至都從未有過如此的使命角色概念。他們只有興趣保持中國的現狀，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成為從中魚利的顯貴，才能保證他們同時從兩種體制中，西方的自由化和中國威權體制下的管控雙軌制，來謀取利益的最大化。
我觀察Wolfgang以及他的同類越多，就會越認定他們儘管是能力卓越的實幹家，但同時也是病入膏肓，苦惱纏身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為了換取一罐金幣，他們隨時會出賣自己的靈魂。段和我曾經按照紅色血脈祖父輩制定的規則行事，也發過財。我們都知道這個體制是扭曲的，但段願意舒服地在扭曲的體制中生存，我則希望逃離它的束縛。
本文摘自今周刊《紅色賭盤：令中共高層害怕，直擊現代中國金權交易背後的腐敗內幕》，沈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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