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反勞基法修法大遊行。攝影：王顥中；來源：flickr
疫情解封這兩年，臺灣各個行業復甦，但缺工的情況嚴重。不分行業都出現事求人，找不到員工的情況。
這是怎麼形成的？在這段時間的訪談裡，我看到兩個可能。
首先，仍然是低薪的因素
林宗弘教授說：在臺灣的勞動人口裡，受到嚴重剝削的就是年輕人低薪族群。從1999到2016年，十七年間臺灣的名目所得都沒有成長。八年前在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末期，甚至倒退到比十六年前還低。其中在他任內發端的22K，形成了崩世代的薪資參考水準，尤其對年輕人的影響重大。
八年來，蔡英文政府逐漸提高最低工資，從2016年的20,008元提高到剛通過的2024年的27,470，增加了37%，但是林宗弘認為這只是回復到崩世代的平均線而已。雖然2016年到2020年的實質薪資開始反彈，如果加入通膨等因素考慮，最近疫情這三年民眾平均薪資或中位數所得仍然是倒退的。
「2022年臺灣受雇人員的薪資中位數是50.6萬元，按廠商規模別分，五百人以上廠商員工全年薪資中位數72.8萬元，四人以下者僅36.4萬元，可以想見年輕世代在中小企業的低薪之下很難有未來。」林宗弘表示。
無望
八年前，我寫《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的時候，有一章專談「被遮蓋希望的年輕人」。
我看到讓年輕人感到無望的，低薪資、高房價還不是最嚴重的壓力。那時年輕人最無望的，就是看不到自己在社會裡的流動性，發現社會的天花板太低，所以有人幹譙，出來大腸花。
王景弘談他看到的另一個角度
王景弘大學讀資管，離開學校後，第一個工作去桃園縣社會局，從此對公眾事務產生了興趣。他不只幫柯文哲打贏過選戰，也創過業，還幫不分藍綠，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工作過。
他的年齡也是三十多歲，但因為玩遊戲，所以結交很多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王景弘的觀察是：八年前年輕人雖然有社會流動性低的問題，但那時還有一個龍門，如果你考上了很好的大學，可以拿到很高的待遇，還有科技新貴這種路可以走。
「你會覺得還是有一夕致富的可能。但是因為那樣的人很少，所以相對的剝奪感也蠻重的。如果沒走上那條路，你會覺得自己是個魯蛇，覺得被壓抑。」
可是看今天的年輕人，王景弘覺得處在一個更棘手的狀態。
「以前的孩子會說要去當太空人，或者要去當科學家，或者要去當律師、法官什麼的，可是現在沒有那種崇高的指標。他們真的不太知道自己生存的意義跟價值是什麼。」王景弘說。
「現在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在這個狀態下到底要為了什麼事情而勞動，為什麼要工作。」他說，「我覺得這社會變化太劇烈，像以前傳統年輕人要走的路，不管你是買房子還是成家立業，現在都成了很奇怪的說法。」
所以他們就會沉浸在短時間的娛樂裡，比如說手遊，或者是那種電商的娛樂，或者是一些遊戲。「他們自己手上的錢，都被訂閱制的視聽、遊戲，固定地抽走。」
他們收入的狀況沒有好，沒有辦法展望更好的未來，然後另一方面是存下來的錢也不夠，實質的購買力也很低，「於是整體上我覺得一直處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狀態，不會去考慮以後的事情。在今年二十歲上下的那個位置的人，很明顯。」
我也訪問了《報導者》的創辦人何榮幸，聽他的觀察。
何榮幸認為：雖然八年來臺灣的經濟表現進步，基本薪資也有調漲，但是年輕人的世代不正義感反而更擴大了。
這其中一個原因是產業發展的重點仍然在半導體和電子業上，並且佔比更形突出；另一個原因是薪資趕不上物價、房租、房價，高薪工作被上個世代佔據的不平，連進入最多人參與的服務業也遭遇許多問題。
這可以從《勞基法》談起。
《勞基法》的法裡法外
2017年12月23日，有過一場反《勞基法》修惡的遊行。那天年輕人在街頭的憤怒，令人難忘。那天晚上六時之後的遊行，是一群和傳統的工運與勞團無關，不是大學生就是剛畢業沒多久的年輕人，沒有組織也沒有章法，卻以小博大，寫下街頭運動的新頁。
他們把民進黨年輕黨工罵得抬不起頭來，他們也把柯文哲逼得現形，露出對年輕人「逮捕丟包」一點也不手軟的本色。當時一年內《勞基法》兩次修法所爭論的焦點在休假多少的時間上。
而民進黨政府因為沒有經濟發展的新策略、新視野引導，結果在製造業和傳統觀念的壓力下進進退退，幾方面都不討好。最後引起年輕世代的憤怒。當時許多學者都指出，這會耽誤許多產業應有的轉型和升級，背道而馳，造成更大的危機。
很多人遺憾修法後的《勞基法》沒能兼顧新經濟與知識經濟的需求，把新的產業、工作、生活、知識型態產生的變化納入，而對照今天的現實，果然沒法照應年輕人喜歡的斜槓、外掛工作，以及科技新創企業需要年輕人投入工作的彈性。
但是修《勞基法》是如此敏感，成了許多人在想但不敢輕易觸及的問題。何榮幸則認為，比起《勞基法》無法與時俱進，臺灣更大的問題在於許多產業和企業主的心態。
「以《勞基法》來說，那只是對員工基本保障的下限，但是在臺灣，很多人卻當成了天花板。」何榮幸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老闆反而更利用修法，設計些不合理條件，讓員工為了保住工作，自己摸摸鼻子吞下去。」
他說許多年輕人進入服務業碰到的問題，就是很容易碰到慣老闆。臺灣不分製造或服務業，各行各業的老闆都很拚，而長期只注重cost down的文化下，企業很少真正把員工當作重要資產，總喜歡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
「臺灣服務業的一人多工現象，放諸國際是很特別的。」他說。呼應他的話，看看在臺灣無所不在的小七裡的工作人員，每個人在做的事真是無所不能。所以許多人衡量之下，寧可自己創業。何榮幸說現在年輕人開各種小確幸、小日子型態的店，不只是臺北的現象，以他在各地做採訪報導的經驗來看，已經是全臺灣各地都在發生。
本文摘自網路與書《臺灣的未來在海洋：探索新時代的挑戰與希望》，郝明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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