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彩圖照片由 One-Forty 拍攝
移工在進入台灣家庭前，必須在訓練中心經歷如坐牢般的生活。仲介運用跪姿說話、西式餐儀等技巧，企圖馴化移工的身體與思想，這場文明化的過渡儀式，實則是為了達成完美的勞動控制。
你知道印尼的工人怎麼來報到的嗎？帶一個塑膠袋，還不是手提袋喔，塑膠袋裡面放一件內衣、一件內褲、一件 T 恤。穿著拖鞋，身上帶 2 萬塊盧比，她就說：「我要去臺灣。」這樣子來報到的咧，你看我把她訓練到會穿衣服，訓練到懂得衛生，會講華語，會做事，這很不容易的。
仲介陳經理在他臺北的辦公室裡，口沫橫飛地對我這樣說。
會談室外的電話聲似乎從來沒有停過，有十幾位員工正忙碌地處理著仲介女傭的相關事宜。陳經理在臺灣的另外三個城市也有分公司，並在印尼、越南和菲律賓成立海外分部，透過這些單位，這家公司每年引進 800 名女性到臺灣來做家事、帶小孩、照顧病人。
在訪談過程中，陳經理毫不猶豫地將東南亞移工標示為未開化的、衛生條件堪憂的落後民族，更重要的是，他藉此說法來炫耀其公司的訓練計畫的成功，能夠奇蹟般地將許多臺灣民眾眼中「不文明的他者」，轉變成適合臺灣家庭僱用的「專業女傭」。以下檢視仲介業者在印尼如何透過招募、訓練與展示等三個主要過程，來積極地製造「理想女傭」。
▌招募
印尼華僑 Mr. Damo 經營的仲介公司位於雅加達北邊的工業區，要經過一排排灰濛濛的廠房，才能看見他們老舊的辦公室。公司的訓練中心則座落在更偏遠、房租較低的城外郊區。Mr. Damo 向我解釋他們的仲介公司所偏好的移工類型以及採取的招募管道：我們通常不在報上刊登廣告，這沒有用，來這裡的都只是在附近工作、然後進來問問的，他們已經有了工作，而且還沒下決定。
所以廣告是沒用的，你必須用牛頭。
鄉下人和這些都市人不一樣，牛頭會先跟家裡人說好幾次，否則他們會擔心自己的女兒是不是被賣掉。你需要認識的人的關係。以後，如果發生什麼事的話，他們可以去找牛頭，如果女傭逃跑了，我們也會去找牛頭。〔自己〕來找我們的人，通常都已經去過臺灣了，我們不喜歡，我們會怕她逃跑，因為她可能在臺灣有個男朋友。
牛頭，也被稱為 sponsor，在印尼移工的招募過程裡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
他們通常是地方上的頭人，例如村長、本地商人，甚至是伊斯蘭教的教長。這些人有管道與人脈，可以和都市裡的仲介接軌，也熟悉地方政治，因而能加速處理移工出國所需的各項文件。牛頭在地方村落裡尋找有興趣出國的人，替她們申請準備各項文件，然後帶她們到城裡找仲介。一個移工通常付給牛頭 200 萬盧比（約美金 250 元），包括交通和其他雜支，到達之後，仲介業者會給付牛頭每一個招募人次大約 60 萬盧比（美金75元）到 100 萬盧比（美金 125 元）的酬庸。移工通常不須預先支付費用給仲介公司，直到海外工作開始之後，才從薪資裡扣款。
▌找到「理想中的傭人」
Mr. Damo 的說法，指出仲介公司外包招募工作給牛頭的好處。藉由這樣的管道，仲介能夠以低成本找到沒有海外工作經驗的鄉下女孩，同時，移工的家庭對當地的牛頭有著比城市陌生人更多的信任，他們覺得把女兒交給一個同鄉帶出去接觸未知的外在世界，是比較令人安心的。同樣地，仲介倚賴移工與牛頭之間的社會網絡，作為一種相互監視的機制。當一個移工從雇主家「逃跑」的時候，經由牛頭的仲介，仲介可以要求她的家人負責支付剩餘的仲介費。換言之，家庭連帶和社會網絡皆被動員為管理的機制，仲介藉此遂行對移工的監視，抑制她們尋找「非法」工作的動機。
陳先生，這位在前文提到的臺灣仲介老闆，對我強調說，「理想的傭人」只能在某些地方才能找到，「愈窮愈好」是他在招募人力時的黃金守則。他通常會鎖定一個貧困的鄉鎮，然後透過親戚關係尋找可能的移工。缺乏經驗的女性移工，依賴社會網絡來取得工作推薦，以及聘僱過程所需要的各項檔案與許可。然而，這樣的社會網絡也變成了一種監督與規訓的機制。另外一名在泗水仲介公司上班的印尼華僑告訴我，他如何有意識地運用人際關係作為一種勞動控制的網絡：
我都有一個觀念在，我要找這個村莊的，我全部找這個村莊的，愈滾愈大。每一省都這樣，互相有牽制的時候。譬如妳們兩個是姊妹，妳們兩個都來臺灣的，妳不乖的話，妹妹丟臉，搞不好，妳們姑姑也來了，妳們兩個其中一個不好，姑姑就會罵妳們，妳要乖一點，整個村莊會有一個牽制的影響力。
仲介業也經由仔細揀選的過程來製造「溫順」的移工，他們傾向於排除「個性強」或「看起來聰明」的申請者。許多仲介不喜歡已經來過臺灣工作或甚至有華人血統的應徵者。移工對於地主國文化和語言的了解與掌握，照理應該可以降低雇主的訓練成本，並且轉化為工作表現上的優勢；但是，在仲介眼裡，這些特質反而可能增加勞動控制上的障礙與不確定性，特別是逃跑的風險。一個仲介業者解釋背後的邏輯：「如果她們會講中文，他們就會到處問別人，與別人比較，如果他們有了當地的人脈，他們就會逃跑。」
此外，以區域為基礎的刻板印象，也形塑了仲介業者對於印尼移工的偏好。
根據我對仲介的訪問，他們普遍表示喜歡招募從東爪哇和中爪哇來的女性，這些地區的印尼女人被認為「品質比較好」，具體地說，具有順從、工作努力、樸素單純等特質。多數仲介與訓練中心是位於雅加達的近郊，照理說，招募西爪哇工人的交通成本比較低，然而，恰好因為西爪哇在地理位置上接近雅加達，當地人被認為都市化程度較高，而較偏離「溫順僕人」的形象。西爪哇的女性被描述為比較凶悍、懶惰而且漂亮，他們較淺的膚色也讓許多臺灣女雇主擔心會增加丈夫被引誘的機會。
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移工們對於種族化的形象並不是被動的接受者，有些人刻意的配合仲介的期待來進行表演或呈現，以爭取工作的機會。舉例來說，一些我在臺灣遇見的移工告訴我，她們會對仲介隱瞞她們先前的海外工作經驗，因為知道仲介偏好錄取沒有經驗的人；一些西爪哇人會對仲介說謊，假裝她們是從東爪哇或中爪哇來的。她們選擇性地揭露或偽裝與自己有關的資訊，以滿足仲介對「溫順僕人」的想像。
▌訓練
經由牛頭招募的未來移工，在被送出國之前，必須先住到仲介的訓練中心，經過二到六個月不等的訓練。大多數的訓練中心位於雅加達或泗水的郊區。以我訪問的一家泗水近郊的仲介為例，訓練中心一共包括四棟房子，其中三棟是宿舍，另一棟比較大的是上課的地點。在那裡，總共住了 450 名學員，居住的空間非常擁擠，一個不到十坪大的房間住了 15 到 20 人。仲介特別展示給我看他們新購的雙層鐵床和床墊，以強調他們的設備符合了印尼政府對於訓練中心居住環境的基本規定。
這項政策是在 2003 年後才開始強制實施的，這是因為印尼當地的移工組織申報了一些在訓練中心被虐待、營養不良，或神祕死亡的案例後，才喚起了政府與大眾對於這個人權黑洞的關心。
我在臺灣遇到的大多數移工，在先前的訓練期間都被安置在不合政府規定的居住環境裡：她們睡在地板上，每天的飲食只有白米和蔬菜，數以百計的人必須一起洗澡，因為水的供應每天只有一到兩個小時。一名印尼移工生動地向我描述當時駭人的生活環境，她說：「我們就像牛、像羊，你看到他們怎麼洗牛？我們就像那樣。」
在我參觀的這間訓練中心裡，所有的學員都必須早上四點起床，晚上十點就寢。從週一到週六都有課程，週日是唯一放假的日子，但是她們不能外出，只准許有訪客。每天晚上，她們被鎖在仲介的宿舍裡，不准外出，但常常要因為晚餐的分量不足而感到飢餓，只好等到街上的小販拉車經過時，用繩子綁住一個裝了零錢的籃子，緩緩降下給小販，再把回裝了宵夜的籃子吊上去。一夥女生嘻嘻哈哈跟我聊起訓練中心的日子時，既是回味昔日情景又感慨有如「坐牢」一般的待遇。
多數移工在來到臺灣之前，經過二到三個月的訓練，但我也認識有人等待工作機會，在中心待了六個月之久。
訓練計畫中的簡介部分，通常包括幾個小時的道德教育，涵蓋的主題如工作倫理、生活規範等。當我詢問臺灣仲介陳經理，他認為訓練內容中哪個主題最重要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禮義廉恥。」在強調儒家式的道德原則的時候，他一方面強化了「我們華人」的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也彰顯出對於移工（「他╱她們印尼人」）次等化、「道德欠缺」的想像。在訪談中，陳經理強調有必要對於印尼女性的性作控制，必須馴化她們野獸般的強性欲，而這樣的性特質在他看來，是一種落後國家女人無可避免的脫貧策略（因為太窮只有用賣的）。道德教育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將移工訓練成具生產力又順從的勞工。當我在訓練中心觀察時，擔任講師的印尼華僑女性，反覆地講類似下面的道理給在場的學員聽：「你們要努力工作、感激人家給我們賺錢的機會，不要反抗你的老闆，不要讓自己受到不好的影響。」
訓練課程中有相當的時數是用在傳授與家務和照顧工作相關的知識與技巧，這些課程指導的不只是如何完成家務工作，更要以「有效率」和「理想」的方式完成。她們學習如何使用現代化的電器設備，如洗衣機和微波爐，這些在農村生活方式中沒有或不需要的設備。透過這些家務技巧的傳授，仲介企圖糾正移工的「技術落後」（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並將他們導正到符應現代精神的家庭生活方式。女性移工先前的家務經驗，尤其是照顯自己小孩的方式，被認為是不符現代衛生習慣的落後習俗，現在必須重新學習如何按照醫生指示的無菌方式來照顧嬰兒與孩童，以符合臺灣社會追求「科學母職」的當代趨勢。
餐桌禮儀是訓練課程的一章，教材中有圖示，標舉如何將餐具、餐巾，以及水杯放在桌上的「正確」位置。我在印尼時，注意到電視肥皂劇中的家庭普遍採取西式的正式進餐方式，用剔透的水晶杯喝水、用雪白餐巾優雅地拭嘴。這樣的畫面和現實生活大相逕庭。大部分的伊斯蘭家庭，坐在毯子上用手抓食。被納入訓練計畫中的西化餐桌禮儀，反映出對於上層階級生活的一種特定想像，而鄉下人必須改進她們的「文明程度」，以參與這樣的文化想像，來表現出僕人的專業性。一些印尼移工對我抱怨，訓練課程的這些部分是最沒用的，因為她們來了臺灣發現，大多數的雇主家庭，在家裡吃飯都很隨便，甚至不知道正式的西餐禮儀應該怎樣進行。
語言課程占據了最多的訓練時數，尤其是華語的學習。
如我先前提過的，掌握臺灣本土語言的能力，是印尼移工與菲籍移工競爭時的主要競爭優勢。語言教學不只有其實用的功能—便利移工和不說英文的臺灣雇主之間溝通，也象徵性地強化了勞雇權力關係，藉由確立家務移工從屬於雇主的語言，來鞏固雇主的文化優勢與控制。我認識的印尼移工，多認為語言課程的訓練效果有限，在有限的時間裡，她們通常只學會如何在拍給雇主看的錄影帶裡用中文自我介紹，語言的掌握還是在臺灣的實作經驗中，才逐漸熟練。然而，對於印尼移工來說，語言能力的培養，仍是訓練課程中最為實用的部分，也提供了她們肯定自我的來源，特別是可以藉此彰顯出她們相對於「不會說中文」或「懶得學中文」的菲籍移工的優越與勤奮。
Daromir Rudnyckyi 觀察雅加達附近的一家訓練家務移工的中心，並借用傅柯的（Paul-Michel Foucault）概念，把訓練中心的運作稱為「僕傭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servitude），意思是說，這些訓練課程不只是在傳遞特定的技巧或是能力，而且企圖培養一種家務僕傭的態度與秉性（disposition）。他所觀察到的「僕傭的技術」，包括對學員的分數評量以及言語與身體的規訓。其中最令人驚訝的部分是，學員被指導要用跪著或者曲身、屈膝的姿勢和雇主說話。
這些被仲介定義為執行家務勞動所必須具備的能力與態度，一方面映現了仲介與雇主共用的對移工的文化想像，但另一方面，他們定義下的移工學員的「不足」與「差異」，對照的標準是中產階級現代家庭的意象，卻未必符應於實際的僱用狀況。除了餐桌禮儀為其中一個例子外，電器用品也是建構現代家庭意象的必備工具。然而，在一些家庭中，卻只有女主人才有權力使用這些省力的現代設備，例如，有些臺灣雇主要求其家務移工用手洗衣服，即使家裡有洗衣機。
▌到「文明」世界的「乾淨」家庭工作
我們需要較長期與深度的觀察，才能評估這些訓練課程對於移工的主體規訓有怎樣的效果。姑且不論訓練的實際成效如何，這樣的訓練計畫象徵性地提供了一種家務移工的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通過此展演性的儀式向雇主宣示，「生番」已經獲得現代化與文明化。這樣的訓練過程，也幫助仲介同時兼顧兩種對於移工勞動力的偏好：一方面，他們希望招募沒有海外或都市經驗的農村女性，提供相對順服、易控制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他們透過訓練計畫來向臺灣雇主提供移工的保證書，擔保這些沒有經驗的農村女性已經習得相關的道德倫理、家務技巧與語言能力，得以融入臺灣的現代家庭生活。
訓練的過渡儀式，除了要達成對勞動力的馴化與控制，更是為了降低雇主的疑慮，象徵性地宣示這些落後、骯髒、不文明的種族他者，已經通過了現代性的品管檢定，準備好到「文明」世界的「乾淨」家庭擔任專業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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