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原來也無法倖免於中國共產黨的迫害，《色爾瑪》一書的作者藉由色爾瑪的親友口述、書信往來，有條理地彙整及描述色爾瑪為愛奔赴中國後的生活。透過採買物資、談論的話題，與遠在荷蘭的父親通信日常，除了完整地刻畫色爾瑪這個人，同時也帶出毛澤東執政時期的暴政，是如何溫水煮「菁英」，一度又一度加溫，最後掠奪數不盡的性命。
終於逃離納粹魔掌，為愛嫁給支持共產黨的中國丈夫
色爾瑪是具猶太血統的荷蘭人，在二戰時期遭納粹迫害，與父母輾轉各處所，但不幸的是母親被抓後，死於毒氣室；而色爾瑪與父親僥倖地逃出進入集中營的命運。
無論當初是在一場古典音樂會或網球賽，總之色爾瑪與曹日昌邂逅，兩人意氣相投，不過，依當時荷蘭婚姻法規定，色爾瑪一旦與外國籍丈夫結婚，即等同放棄荷蘭國籍。色爾瑪最終決定於阿姆斯特丹結婚，兩人也誕下一對混血兒女增義與何麗。
曹日昌是中國人，熱衷於共產主義而加入中國共產黨，更受到黨的委派至北京擔任科學院高職位官員，為愛奔走的色爾瑪也將以中國籍身分與曹日昌一同在北京定居，當時的他們對共產主義抱持著相當積極的態度。初到中國，色爾瑪一家外出不但有司機接送，還獲邀看台觀禮，能擁有自己的收音機、吸塵器、訂閱西方流行雜誌、收到來自荷蘭的布料等。就連電燈也與鄰居的半垂掛燈泡不同，是氣氛桌燈，相較於其他中國百姓而言，生活可說相當富足，對比前期躲避納粹的色爾瑪，中國生活簡直可說是天堂？
飢荒四起，覺察中國的危機
色爾瑪一直有與父親往來書信的習慣，但好景不常，信件開始透露出「信檢機構會再三檢查我的信」之訊息。自1958年內容也出現「很長時間無法買到魚肉」、「前年收成不好北京現在很吃苦頭」、「不知道為什中國現在嚴重缺乏紡織品」的字眼。以現今來看，當時正是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時期，有嚴重饑荒事件，許多人被活活餓死。所幸的是，色爾瑪在一片華人臉孔的北京中，外貌顯得突兀，即便擁有中國籍且具「吳秀明」的中國名字，仍被中國當局認為「外國人」。雖然色爾瑪不能自由造訪鄰居，出入需被檢查證件，但有「特權」能到特殊商店購買肥皂、牛油、麵包等；還因曹日昌是高級黨員身分，享有在科學院裡養雞、種菜的權利。
中國共產黨實施各種壓制獨立思考之政策，色爾瑪在信件提及的話題必須中立，沒有曹日昌的任何行蹤、也未談及任何政治活動，被迫戰戰兢兢、字字斟酌。甚至單純描述「饑荒」的詞彙，也被官方嚴禁使用，明明是人為所致的政策卻必須轉變為「一滴雨也沒有」的自然災害。
另一起事件，更引發色爾瑪動搖對共產黨的信念。住在樓上的鄰居校長只因親戚參與了雙百方針（提倡文學、科學研究有獨立創作、思考、辯論等自由）就遭捕下獄，然後自殺了。各種社會動盪讓色爾瑪感受到納粹的影子，產生想動身離開這城市的念頭。
文化大革命，黨中高幹難逃一劫
歷經多時，色爾瑪終於取得返荷的機會，然而中國卻在此時掀起「文化大革命」，每家企業、機構、政府部門都得舉報5%的人，遭指控的人均不得反駁。「右派」這個名詞於各媒體上出現，當然也引發還在學習的增義之好奇心；但曹日昌卻只告訴增義「不需要知道」，「右派」一詞成了父子間的秘密。
還在荷蘭的色爾瑪收到曹日昌的信，雖其僅表示「今天何麗和我都會研讀毛主席著作加入學習小組」、「增義、何麗的學校沒開課」等日常，隻字未提「文化大革命」。但荷蘭媒體已開始報導並猜測是「北京知識份子叛變」，然而，只有色爾瑪了然於胸，這是「針對知識份子的革命」才對，中國菁英們彷彿「風中殘燭」。
色爾瑪猶豫著是否回到北京，但礙於其無荷蘭籍身分加上家人都還在中國等原因下，選擇返回北京，但也為自己封閉了一條路。「忠誠的共產黨員」曹日昌因曾出國留學、娶了外國妻子而難逃一劫。過往依政策向黨匯報與外國人接觸的紀錄，卻成了認定二人為西方間諜的證據，雙雙被關進監獄中。
不斷消瘦的色爾瑪最終在獄中死亡，最糟的是，紅衛兵們連屍體都不放過。「鞭策」曹日昌指著冰冷的遺體，要求其在增義面前，勇敢「坦承」色爾瑪是間諜、叛徒，不「坦承」只會遭來更嚴厲的懲罰，但曹日昌堅決不開口，當下的心大概只有後悔將色爾瑪拖入深淵。
結語
多少人認為走上共產道路是為了開創更好的未來，懷抱著如此理想的「菁英」們，卻將自己斷送在道路上。本書適合想了解外國人在毛澤東獨裁時期的生活，更適合嚮往共產主義的讀者，能以此為借鑑。
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想到臺灣自身處境，「溫和統戰」的政策悄然出現，也許初衷是為了建立美好未來。但想到色爾瑪一開始也是享有天堂的生活到最後卻慘死獄中，也想到香港回歸中國時最初還擁有自由民主，卻一點點被剝奪，近幾年更是發生不少侵害言論以及司法自由的事件。
前幾日在迎接2024年時，在臉書上看到一段中國與臺灣群星共同演唱「明天會更好」的影片，音樂雖然很好聽，歌手也很有實力。但親愛的臺灣菁英們，千萬別倒「臺」阿，別讓自己被溫水煮熟還不自知，也警惕著自己別說出與李敦白相同的話——「我見證了罪惡，與罪惡並存。某些情況下我還曾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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